尴尬地位，汪兆铭心里面是有数的。

　　虽然在执政党内，他的地位仅次于最高当局；但政府里面的那些实权，汪兆铭却又几乎是半点也没有。由此可见，最高当局对汪兆铭这个帮过先总理手书遗嘱的“老朋友”一直是格外的“关照“。

　　有了最高当局的态度作为指引，政府里面的官员们大多数都选择了和汪兆铭保持距离。

　　被同僚们孤立的汪兆铭感觉他在武汉政府已经彻底没有了政治前途，于是决定走一条他自己的“和平道路”，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

　　对于汪兆铭来说，迈出这一步其实也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兆铭自己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会有多大！岂止是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还要被千夫所指、万人痛骂！

　　唯一能让汪兆铭感到安慰的事情，就是他居然真的在日本国内找到了一位“主和派”，他递出去的橄榄枝的熬了回应，那个人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

　　在军事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日本政府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而感到头疼，内阁对影佐祯昭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了兴趣。于是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铭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支持汪兆铭出马进行“和平运动”。

　　高宗武返回中国后不久因肺病复发住院，汪兆铭只能让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在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间，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兆铭，汪兆铭在考虑了整整两天后向他的小团体成员们宣布，他决定出马主持这场“和平运动”。

　　几天前，汪兆铭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秘密召开会议，制订了“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

　　汪兆铭决定将他的这场“和平运动”分成三个阶段：首先、他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武汉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兆铭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武汉政府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兆铭的号召，然后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为了保证可以顺利离开武汉，汪兆铭本应该在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劲量保持低调。可是影佐祯昭的一封电报，却让汪兆铭再也无法低调下去了。

　　影佐祯昭在电报中要求汪兆铭想办法，让黄浩然离开田家镇，到宿松前线去！而且还要在黄浩然身边安插个眼线，随时向日本人通报黄浩然的行踪！

　　这是一件想低调就绝对办不成的事情！可汪兆铭又不敢不答应！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来找何部长，希望可以有所收获。(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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