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军屯就像自给自足生产士兵的加工厂；民屯又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总是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小农就像任人宰割的绵羊；地主豪强的农庄则是自家私人王国；士族就是地主中垄断着知识和话语权的一小部分。

　　童远与卫觊谈话的核心就是以减税、免税换取世族豪强控制下的权利，以屯田吏员替换世族豪强掌控的地方官员，消除郡县以下的私人各家统治，使童远统治区政令一体。

　　这种替换，主要官员要从其他地方调入，基层吏员、中层吏员从当地产生；县级一、二把手过几年调换，当然不是对调，这种做法只能减慢新的世族豪强取代旧的世族豪强。

　　但新的士族豪强崛起是必然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永恒不变，这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

　　如何主动利用这种客观，改变士族掌控国家命运，让士族无法垄断知识、话语和官场，就是童远、卫觊、张既这些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课题。

　　卫觊已经领会了童远的谈话精神，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卫觊也是士族出身，但他从青年起就开始关注国家大事，研究过秦朝的崛起和汉朝的兴盛与衰败，初步认识到士族主导下国家必然衰退。

　　这些年来，童远的政治体系离不开卫觊和张既，方针、政策的制定、建立、落实。

　　落实多靠张既，而对付顽固士族则多数出于卫觊的手笔。尤其对传统士族这个毒瘤，他比别人看得更透彻。因为他就是世族，也可以说他是士族的叛逆者，还是非常稳健能干的叛逆者。

　　河东是卫觊的起点，也是他命运的转折地，他对河东有着特殊的感情。童远把这项措施叫变相夺权，他就是变相夺权的排头兵，那变相夺权就从河东开始。

　　童远当时打败白波军，其他几个平穷的县实行了屯田，安邑、临汾、解县地处平原，河流纵横、渠网遍布，三县百分之七十都是水田，可谓鱼米之乡。土地在个人手里，没有无主的土地屯田。

　　奇怪的是这三个县平原的水田都归地主、豪强等所有，居住在平原的农户都是佃户，其实这些土地最早都是他们的土地。

　　由于个体力量没有能力开挖灌渠，产下的粮食不足水田地一半，如果把土地卖给附近有渠的富户，再把地租回来种，向对方交三成粮食，就允许他们从渠里引水、排水。

　　这些人一下子从小农变成了佃户，但心甘情愿，多收获两成粮食，用卖地地的钱在丘陵地带能买二到三倍的旱地，租出去收得粮食比原来卖出去的地收的还多。

　　为什么这些地主、豪强不直接让他们用水，不买地也能收同样的三成粮食？这就与世代观念有关，有了土地后代不愁，几代后男丁翻几倍，那时每家就没多少地了。

　　况且这些大户不缺钱，童远知道后世晋南富甲天下，晋商商号遍布华夏。外贸最北到莫斯科，最西到西亚。

　　但是，主要是根据交通信息等不对称，进行囤积物资和赚取差价，并没有向手工业发展。

　　这白白浪费了并州得天独厚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优势！

　　如果引导、支持他们提前经商再转向手工业，尝到甜头后他们就对土地、从政减少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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