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其实是前几天接到东京的警察来电,我才知道的。真叫人大吃一惊啊。
东京的警察
一定是加贺──康正立刻就想到他。对了,那个刑警有问过如何联络开安眠药给园子的医师。
后来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都不在。
对不起,因为我到东京去了。
我想也是。哎,总之,我真不知该说些甚么才好。医师人很好,从他说话的语气便可感受到他的为人。他向康正说了不少吊唁的话,听得出他十分难过。
其实,我有事想请教医生。康正说。
甚么事?是关于安眠药的事吗?
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正的目的,令他有些吃惊。
是的。您怎么知道?
因为东京的刑警打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说想知道我开给园子药剂的服用量。
果然,加贺当时就已经对两个药包产生疑问了。
您怎么说呢?
我说一次一包啊。自己如果觉得太多,也可以再分成一半。
会不会有一包不够的时候?
不会。尤其是园子,我还交代她尽量一次半包就好。不过,康正啊,为甚么要问这个?是不是有甚么问题?
东京的刑警是怎么说的?
他只肯告诉我说是要确认。
这样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刑警在调查安眠药的事,我就打电话到您这里问问。不好意思,您这么忙还来打扰。
这倒是不要紧。
医师似乎不怎么满意这个说法,但康正也无法再多说。他恳切地道了谢,很快就把电话挂上。
康正感到不解。
凶手为何要在桌上留下两个安眠药的空药包?若是想布置成园子是自行吃药的,留一包不就够了吗?或者是认为自杀的时候应该会吃上两包,为了写实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康正很犹豫,不知是否该执着于这件事。也许这其实根本没甚么意义,但他就是无法释怀。突然,他很想知道加贺是怎么想的。
洗过澡后,他吃着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打开笔记本。他把目前调查的结果都写在里面。他拿起原子笔,在上头再加上为何要放两个安眠药包?在这行字的上面,他已先写下了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
九点多回到中目黑的公寓。半夜一点到两点与佐藤幸广谈话。九点半开始,到半夜一点这段时间画花的油画,近乎完成。
康正不知这该如何解释。这说不上是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半夜两点离开,搭计程车的话,半夜车少,应该三十分钟就能到园子那里。即使是半夜两点半到访,看对方是润一,园子大概也不会有所提防吧。这样想来,行凶并非不可能。
但之前康正也想过,利用计程车在心理上难以理解。不,更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佃润一就是凶手,他画蝴蝶兰的画是为了甚么。他应该也知道巩固了半夜两点前的不在场证明是不够的。
如果他在半夜两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做假的味道立刻变浓。他声称九点半到半夜一点画画,但谁都没有看见,只有完成的画而已。这么一来,可疑的是这其中会不会有甚么算计?
换句话说,如果要怀疑他是为了摆脱嫌疑而做了这些安排,却又会因为这则不在场证明无法全面兼顾,反而使康正陷入要怀疑也不是、不怀疑也不是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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